对抗与争议——2000年前后韩国电影历史叙述的(2)
相较而言,金钟元、郑重宪著的《韩国电影100年》,闵应畯、朱真淑、郭汉周著的《韩国电影:历史、反抗与民主的想象》,以及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编著的《韩国电影史:从开化期到开花期》等三部著作,是2000年以来在韩国出版的更有理论性和系统性的韩国电影史著;也正是在这三部著作中,可以看到作为民族电影史的韩国电影历史叙述的基本面貌和总体特征。
《韩国电影100年》尽量以历史事实为基础,涵括了从1897年活动写真传入韩国到20世纪90年代韩国电影崛起之间的100年历史。*[韩]金钟元,郑重宪:《韩国电影100年》,[韩]田英淑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3年版。以下相关观点引述,因整合性较强,不再标注具体页码。本文中,其他著述亦然。 总体看来,该著作站在“民族电影”的立场上,自始至终强调了韩国电影作为民族电影的“反抗意识”和“抗争精神”;*[韩]金钟元,郑重宪:《韩国电影100年》,[韩]田英淑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3年版。在“序言”中,作者即将韩国电影发展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归结为日本殖民的后果。在他们看来,韩国电影发生期无法直接制作电影,只得经历一段冗长的传入和放映的接纳期。那时,受制于《乙巳保护条约》(1904)和《韩日合并条约》(1910)等屈辱条约,不得不将制作主导权交给日本;在韩国构成“自主制作”的基础之前,除了演员之外,拍摄电影所需要的资金、技术都必须依靠日本,由此,韩国电影从诞生之初就违背了电影发展的固有规律;由于日本殖民统治者的强制性的统治政策,使得韩国电影始终无法摆脱“御用”的桎梏;尤其是光复期的电影给后人带来的争议,以及未能展开韩国电影制作的自主力量,这都“折断”了韩国电影展翅翱翔的翅膀。
跟大多数韩国电影史著一样,《韩国电影100年》也高度评价日本殖民时代以至韩战废墟中韩国导演自己创作的影片如《蔷花红莲传》(1924,朴承弼制作、朴晶铉导演)、《阿里郎》(1926,罗云奎导演)和《春香传》(1955,李圭焕)等,认为《蔷花红莲传》跟其他作品不同,它不依靠日本人,而是完全凭借韩国的资本、技术和人力制作完成的“最早的韩国电影”,可以说它“极大地振奋了韩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划时代”的;罗云奎的《阿里郎》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正是为了强调韩国电影的民族特性,《韩国电影100年》在“韩国电影的诞生(1919―1924)”一章中,专门围绕《国境》(1923,远山满制作并编导)的“归属”问题,以一节篇幅讨论了“《国境》的上映及挫折”。在作者看来,《国境》虽然由日本人远山满制作并导演,但其制作者当时居住生活的地方是韩国,影片依据韩国文化及其社会风习来制作,放映对象也是韩国人,根据“居住地归着说”,也应该被认为是韩国电影。*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编著的《韩国电影史:从开化期到开花期》(第23-24页)一书也指出:“回过头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在日本人主导下成长起来的韩国早期电影。至今,韩国电影史对于这部分作品全盘接纳,并没有因为其血统不正而刻意遮蔽。在日本统治时期,日本切断了韩国和其他外部世界的联系,作为一个弱小民族,要想发展本国电影,在资本和技术方面,不得不完全依赖日本。类似情况不仅出现在韩国,俄罗斯、西班牙、墨西哥、澳大利亚、芬兰、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国亦是如此。……所以,这里涉及了电影的天生特性和电影制作者居住地归宿一说。换言之,即使是日本人制作的电影,如果制作者长期生活在韩国、影片素材关乎韩国,作品呈现出来的基调和韩国的文化、情感相契合,且观影对象又多为韩国人的话,客观上说应该属于韩国电影。”
新世纪以来,韩国电影历史叙述中的反抗动机和国族想像愈益凸显。《韩国电影:历史、反抗与民主的想象》明确讨论了韩国电影的“哲学基础”和“理论架构”,试图从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生产的视野,从“民族主义”和“文化运动”的角度阐发韩国电影的“身份”、“叙事”与“大众记忆”。*[美]闵应畯,[韩]朱真淑,郭汉周:《韩国电影:历史、反抗与民主的想象》,金虎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3年版。作者意识到,电影研究中的“民族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为学者们所忽略;“一部电影首先应该被视为属于一个民族的电影”这一事实也常常被忘却,尤其在美国,好莱坞表面上的“世界性”就正是“美国性”;尽管由于金融和制作日益国际化,跨国电影的概念也在广泛传播,但大多数电影活动如制作、发行和放映,通常仍在一定的国家疆界内进行;更重要的是,任何一种文化表现形式都不可能脱离一定的国家坐标而存在,因此电影跟其他艺术形式一样,不可避免地会或多或少呈现其“民族特征”。
文章来源:《解放军医学杂志》 网址: http://www.jfjyxzzzz.cn/qikandaodu/2021/0113/4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