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与争议——2000年前后韩国电影历史叙述的(5)
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电影的历史叙述,在对80年代以来韩国电影的讨论中,便强调了全球/在地的二元思维及其在市场、美学等层面的抗争格局,并在对韩国“民族电影”展开新的理论辨析的过程中,在张扬表达自由、民主浪潮与电影振兴的同时,将“民主主义”内涵成功地纳入“民族电影”的框架之中。
所谓韩国“民族电影”的概念,早在李英一等电影史学家对韩国早期电影的阐述中便得以存在;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族电影”的概念正在被重新定义。正如《韩国电影:历史、反抗与民主的想象》第三章“20世纪80年代的韩国民族电影:启蒙、政治斗争、社会现实主义和失败主义”所言,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外国直配电影对国内市场的蚕食和表现社会现实手段的兴起,韩国电影创作者寻求创造“民族电影”。这一时期,韩国“民族电影”的概念是对国内市场居于主导地位的商业电影和美国电影的回应,是对政府严格审查制度压迫的反抗;其主要任务,就是表现受压迫民众的生活经历,向人们揭示韩国社会的深层矛盾。这些努力,旨在获得更喜爱精致的外国影片的观众支持,在国内市场摆脱依赖国外电影的过程中,保护民族身份,从而建立起“独特的民族电影”。
确实,20世纪80年代初,韩国电影人为了振兴韩国电影、抵御外国直配电影的入侵,采用了由非商业电影制作人提出的一种新的“民族电影”概念。按《韩国电影:历史、反抗与民主的想象》所描述,一些初出茅庐的电影创作者开始实验拍摄各种被禁的文化与政治题材,以集体力量挑战主流电影的霸权地位和国家电影的制作机器。电影俱乐部、地下杂志和其他出版物也推动了“民族电影运动”的产生,激发了大众的兴趣。“民族电影运动”这一名称首次出现在汉城电影集团1983年出版的《迈向新电影》一书中,其认为民族电影是一种“边缘化、政治性的电影实践”,它“抵制”模仿好莱坞主导的生产模式,“创造”了新的形式和内容;它被认为应该置于“民众运动”的中心,跟国家的“劳工斗争”紧密相连;其主要目标,是“解放民众”,为“推动进步”而奋斗。诚然,“民族电影运动”虽然反对主流电影的实践方式,却并不主张文化上的孤立主义,而是试图使电影产业多样化和民主化。
在“民族电影”和民主主义运动的强烈呼声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韩国电影人相继发起了“抵制好莱坞电影直配运动”和“坚守银幕配额制”等运动。1998年12月1日,一千多名电影人在首尔光化门大厦前的广场上,召开了“谴责消灭韩国阴谋大会”;坚守银幕配额制的全体电影人,成立了“全国映画人非常对策委员会”;许多制作人、导演,以及戏剧电影学教授和学生、编导人员和评论家等一起,举办了“哀悼韩国电影死亡”的葬礼。1999年,也因此成为韩国电影“恢复自主权”的一年。在《韩国电影100年》中,作者便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电影人团结在一起坚守银幕配额制,并将其进一步发展成了防止美国电影垄断市场的自主的文化运动。风雨过后,土地会更加坚实。韩国电影开始具备了自生力,资本的流入和影院设备的改善和扩充,终于使韩国电影迎来了全盛期。”
针对这一时期的“民族电影”和民主主义运动,《韩国电影史:从开化期到开花期》则倾向于将其描述为以“民族”和“民众”电影为特征的“新韩国电影运动”。在本书中,作者指出,民族、民众电影是指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受到20世纪80年代民众、民族主义的影响,真实描写社会现实的“特定电影”,是属于“历史范畴”的电影。新的民族、民众电影开始重新思考民族、民众与电影之间的关系,探求在这关系中省略、隐形的观点和“正体性”,以确保产生跟以前民族、民众电影不同的观点。为此,本书进一步探讨了1996年以来韩国电影的状况,认为对电影事前审查的违宪判决、文官政府的全球化战略、大企业资本进入电影产业、各种电影节的举办等等,令韩国电影的生产和接受在被重新思考后呈现出一种“全新的结构”。在这样的条件和脉络中,民族、民众电影从过去的国家和民众、民族间的对立转换为在与全球化的对立结构中被重新阐释。民族和民众的概念,依据历史的特殊性和时代脉络,不断被调整和再定义,在发展变化中被理解。
确实,在“民族电影”和“民族主义”运动的概念体系中,秉持全球/在地的民主主义视野,重新阐释具有“民族”和“民众”电影特征的韩国电影及其历史演变,既是《韩国电影:历史、反抗与民主的想象》与《韩国电影史:从开化期到开花期》等著述之于此前韩国电影史著的创新拓展,也是韩国电影历史叙述之于其他各国电影史的独特性与差异性之所在。
文章来源:《解放军医学杂志》 网址: http://www.jfjyxzzzz.cn/qikandaodu/2021/0113/4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