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与争议——2000年前后韩国电影历史叙述的(3)
基于以上阐释,《韩国电影:历史、反抗与民主的想象》对韩国“民族电影”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考察。作者指出,该著作并未企图将“韩国电影”确定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试图将民族传统、历史架构与文化形式结合起来对其进行探讨;韩国丰富的讲故事传统,结合西方电影科技,使得人民能够继续想象这个作为民族的“特殊共同体”;韩国电影已经创造并反思了韩国文化的过去,反映了韩国文化的现在,并探讨了韩国文化的未来;它是一种艺术形式,一种表现手段,一面镜子,一种共同经历的源泉;它有其自身的历史,也是这个民族历史的一部分。与此同时,鉴于韩国“不利的地缘政治”(完全被俄罗斯、中国和日本三面包围)及其争取民主的斗争,韩国的历史一直就是一部国家和人民“反抗的历史”。也正是从历史上看,韩国人涉足电影业的所有基本权利,在日本殖民统治下都被中止。当然,拍摄韩国电影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日本人拥有的电影院票房的利润,因而主要是外国人拥有的放映部门维持了韩国民族电影的拍摄;甚至在1945年日本的文化影响退出韩国以后,这种产业基础的主要特征也一直延续至今。
此后,《韩国电影史:从开化期到开花期》也试图以一种“全新方式”,通过对韩国民族电影的重新阐释提供“多种视角”“多样史实”的电影全史,*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编著:《韩国电影史:从开化期到开花期》,周健蔚,徐鸢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不少观点和结论颇为新颖,也较其他史著具有一定程度的颠覆性,甚至对韩国早期电影中为史家所公认的“民族电影”予以重析和解构。在郑圣一撰写的《前言》中,便重点讨论了韩国电影史上以“通俗剧”、“恐怖片”、“动作片”和“喜剧片”为代表的类型片的“四种变奏”。在他看来,韩国电影没有自己“独创的类型片”,韩国大众电影的历史,即是“对西方和毗邻的其他亚洲电影类型片的模仿(和移植)及变异的历史”。这便是韩国电影始终面对的“两大难题”:第一,电影传入朝鲜半岛时,还没有出现与之相应的文化背景,并未以之对这一新生事物展开进一步思考;第二,当电影传入时,朝鲜半岛已经沦为日本殖民地,这也是韩国电影无法承接韩国传统文化,并进一步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总之,这些构成韩国电影“大众性”的类型影片,任何时候都是“保守地接受”,并通过“社会再构成”的方式发展而来的,因而缺乏历史的“血与肉”,也不具备真正的“大众性”。
同样,在对韩国民族电影开拓者之一罗云奎及其《阿里郎》的讨论中,虽然引述了电影史学家李英一的评价,认为该片是“最早提出韩国电影理念(民族主义意识)的电影”;但撰写者李顺真、金昭希还考察了《阿里郎》是如何从1926年到1940年,在全国各地放映中,根据时代脉络、放映环境和辩士偏好,衍生出许多不同的文本意义的;而作为“民族主义抵抗”文本,在韩国电影史上,《阿里郎》又是如何最被称颂的。正是通过对默片时期韩国电影的考察,该著作明确表示:“对于默片时期的‘民族电影’,有必要进行多方位了解,以扩展我们的理解。如果要使21世纪的韩国电影超越国境走向世界,必须直面这个问题。”也是通过这样的讨论和反思,韩国电影历史叙述中有关“民族电影”和“民族主义”的问题,得到了更加深入和理性的探究。
二、分裂/统一:分断焦虑与民族共同体
在2000年前后出版的韩国电影史著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没有对朝鲜电影进行专门、系统的分析,更没有对韩、朝电影进行有机整合;但在具体的历史表述中,仍然可以感受其因民族分裂造成的焦虑意识,以及在电影史叙述中试图完成南北统一的强烈愿望。特别是在新世纪以来的几部电影史著里,基于对“民族”概念和“民族主义”的理论辨析,将民族分裂当成韩国电影史上“意义深远”的大事,并在此过程中强调韩、朝的民族共同体经验,希望在电影中寻找两者之间共同的根性和灵魂。
李英一的《韩国电影简史》,就充满悲情地描述了民族解放和朝鲜战争之于韩国电影的影响。在该书中,李英一指出,1945年8月15日,韩国电影与民族解放同时复活了;但是,解放的喜悦是短暂的,“民族隔断的悲剧”接踵而来;作为意识形态冷战时代的牺牲品而引发的朝鲜战争,在1950―1953年间把朝鲜半岛夷为焦土。早期的胶片、电影器材、大量的电影人相继失去,这给韩国的电影界以巨大的打击。*[韩]李英一:《韩国电影简史》,钱有珏译,《当代电影》1995年第6期。卜焕模的《韩国电影史》也是如此,书中指出,跟“解放”同时到来的,是以北纬38度线为界的南北隔离;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开始,伴随解放刚刚有了活力的韩国电影,又一次面临“同族相残的悲剧”所带来的停滞。*[韩]卜焕模:《韩国电影史(上)》,陈梅译,《世界电影》1999年第4期。
文章来源:《解放军医学杂志》 网址: http://www.jfjyxzzzz.cn/qikandaodu/2021/0113/4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