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必然马克思重要哲学范畴的解蔽(4)
实践在本体论上的革命直接决定了认识论领域与以往哲学的本质差异。以往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核心议题是“认识何以可能”,经验主义认为人们的认识最终是来源于感性经验的,之所以感性经验可以作为认识的来源,是因为感性的事物能够刺激人的感知觉。简单地讲,经验主义的认知模式就是“认识——刺激——经验”,如果进一步追问:什么样的经验能够作为认识的稳固来源?这很容易使经验主义滑向不可知论。相反,唯理主义认为人的认识来源于理性,之所以理性能够作为认识的来源,是因为理性不容置疑,倘若进一步追问:什么样的理性能够作为认识的稳固基础?则会得到“我思”“先验理性”等独断论的回应。如此一来,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事实上并没有使认识获得稳固的基础,反而将“自由何以可能”的问题引入了歧途:经验主义过分地强调客体经验世界的必然性对人认识的刺激和决定作用,唯理主义极端地迷恋主体内在世界自由性对人认识的引导和主宰作用。值得深思的是,为何对于同一个问题会得出截然不同,甚至是对立冲突的两种答案?马克思敏锐地意识到,“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0页。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的重大缺失恰恰就在于此。脱离实践的认识是“不可知的”和“独断的”,只有在实践活动中,认识才能达到真理性的表达,才能实现主体自由与客体必然的有机统一。
真理是认识追求的最高目标,正是在这里,马克思抹平了自由与必然之间的鸿沟。以往哲学对真理的理解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一是以上帝诸神的启示、预言为真理,这种真理观经过启蒙的洗礼,逐渐被人们否弃。二是以圣人先哲的箴言、警句为真理,这种真理观长期以来占据着人们的思维领域,误使人们认为真理的来源是超越于社会现实、普通大众的“教育者”,“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0页。“教育者”也是客观教育环境的产物。三是以自我的经验、理性为真理,这种真理观是在自我意识充分觉醒后兴起的,以自我对世界理解方式的不同将真理理解为“经验性真理”和“先验性真理”,把真理变成了“经验性的归纳”和“逻辑性的抽象思辨”。
在马克思看来,上述三种真理观出现荒谬性与不彻底性的重要原因在于他们不理解真理的本质特性:首先,真理是实践性的。“实践性”强调的是动作,更注重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真理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而在“动态平衡”中非常核心的就是要达到主体自由与客体必然的平衡,只有这样才能获得阶段性的真理,阶段性的真理也才能有效地彰显自由与必然统一带来的效能。这也是马克思在《提纲》第2条第一句话加粗强调真理是“实践的”问题的重要原因。其次,真理具有现实性。马克思在《提纲》第2条第二句话中提到“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0页。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思维的真理性”与“思维的现实性”是同一回事,也即“真理性”与“现实性”是一致的。“现实性”之为现实,不仅仅是实实在在的存在,而是具有一定的超越性向度,是事实与价值、必然与自由的统一,否则,我们便无法理解马克思将“真理性”与“现实性”的等同使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所理解的“真理”即是超越资本主义社会而通达的共产主义社会,它“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5页。这也使马克思对真理的理解逐渐扩充到了历史观领域。
正是马克思对本体论、认识论的独特理解,促成了历史观领域的重大变革,实现了自由与必然的深度融合。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两大发现之一,它在哲学史上的重要贡献是通过批判性的反思实现的。唯心史观是马克思重点批判的对象,原因在于它以一种超越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形式理解历史,把历史当作意识、精神的产物,否认物质生产条件和物质关系对历史的基础性作用。在《提纲》中,马克思以费尔巴哈为例进行了细致地分析。费尔巴哈自认为将宗教世界的本质归结到世俗世界就完成了对哲学的革命,在马克思看来,这种革命恰恰是不彻底的,因为费尔巴哈仅仅完成的是颠倒唯心主义基础上的唯物主义确立。在确立唯物主义之后,费尔巴哈仍然将“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0页。也就是说,他对历史的理解并没有落实到现实的、实践的层面,相反地,却建立了一个超越于历史之上的“独立王国”,这样,就使“独立王国”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机制,正是由于此,马克思将费尔巴哈称作“半截子”的唯物主义。其实,除了对唯心史观的批判,马克思还批判了对“历史科学”的偏见,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将历史唯物主义称作“历史科学”,但是,人们对“历史科学”之“科学”的理解仅仅局限为自然科学或实证科学,严重曲解了马克思的本意,对此,马克思指出:“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9页。
文章来源:《解放军医学杂志》 网址: http://www.jfjyxzzzz.cn/qikandaodu/2021/0413/6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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